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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30 点此:1108次
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近一两年受到文坛关注,主要得益于其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翼鬼》(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的出版。自创作以来,双雪涛创作的作品并不多。除《飞鬼》外,还有《榕城》(待出版)、《我的朋友安德烈》、《跛子》等十多部中短篇小说。或许是因为出道较晚(年近三十才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小说并不具有80后作家通常表现出的情感过度、叙事克制不足的特点。创作的成熟、文笔的活力、多重面貌一再引人关注。
一
《翼鬼》是作者的处女作。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雪国的“奇幻国度”里关于叛逆、忠诚和爱情的故事。雪国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郭敬明的《梦幻之城》和同名的冰雪国度。两人都是奇幻文学的代表,但双雪涛和郭敬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奇幻就像翅膀,其意图或焦点仍然是这些翅膀所承载的飞行方向。这当然是一部可以从隐喻角度来解读的小说。隐喻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地方,不受现实世界时空规律的限制,但它并不是桃花源那样的乌托邦。雪国显然不是现实世界的另一边。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叙事实际上是以现实的批判视角为前提的。 《飞鬼》的特殊魅力在于其想象之美和现实导向。换言之,这并不是“80后”作家常爱的那种“小叙事”的想象放纵,而是宏大叙事参照下的飞升想象。
翼鬼,是雪国长有翅膀的人们对自己的称呼。因为它们生来就有一对小翅膀,所以被视为外星人,要么被杀,要么被囚禁。此言一代代相传,一直流传至今。这样的命运部分是由于以下既定事实:与超过八十万无翼雪国人相比,有翼鬼只是屈指可数(不足五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出生起就被告知自己不如别人,长大后不久就被送去苦役。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习惯被一个名叫萧浪的翼鬼打破了。对于大多数翼鬼来说,他们既不识字(不许读书),也不无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也与雪国人民对他们的蒙昧政策有关。萧浪则不同。他会阅读和数字,熟悉雪国的历史,有强烈的集体(或社区)意识。他的出现如同一道光芒,预示着雪国必然会发生一场关乎启蒙和追求生命意义的革命。
由此看来,小说一开始,萧浪对说书人和参与者的命名“我”就显得很有意义了:
一旦有了名字,死的那天,坟上就会写一个黑色的“莫”字。路过的人都会知道,这里埋着一堆白骨。它曾经被称为“莫”,这些骨头上也有它。当它生气时,大多数人都不敢碰它。如果你没有名字,你的坟墓和你的骨头很快就会被践踏在地上。 (萧浪语)
这是萧浪与“我”的对话。由此可见,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或象征,更是一种对待“死/生”的态度。联系到后来萧浪对“我”说的“奇怪的理论”(“莫,生命是两段无边黑暗之间的一线光明,与死前和死后相比,你基本上没有活过”),命名是这样的一束“光芒”,让你明白死亡与生命的辩证关系:生命的意义在于与“死后”和“死前”命运的斗争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启蒙思想的召唤下,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雪国的土地上酝酿。
但双雪涛的意义似乎不仅仅是启蒙的拓展。虽然自由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野蛮、暴力和压迫开始的,但自由本身实际上是一种“认知装置”;就像启蒙伟大事业一样,虽然看似宏大、充满遐想,但实际上却涉及牺牲、杀戮、背叛,以及人性的方方面面。双雪涛并没有简单化这些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翼鬼》所展现的是围绕自由与启蒙的实践对“真”与“爱”命题的深入思考。原来,翼鬼虽然在雪国被视为异类,但实际上却是雪国边境大断谷的另一边——羽国的生活常态。相反,在虞国,那些天生没有翅膀的人是“虞国畸形子弟,被称为地鬼”。地鬼都是囚徒,陪伴着大地,做着苦役。也就是说,玉国的统治阶级在雪国被视为异类;而那些在玉国被视为异类的人,才是雪国的统治阶级。由此看来,所谓压迫与反抗、正义与邪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种随时可能逆转的既成事实。由此看来,萧浪发起的启蒙和革命只有在既定的范围——雪国之内才有意义。一旦跨过雪国边境,跨入羽国,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灾难的开始。这是一种悖论和循环。这背后,更多的是权力的斗争和更替。小说结尾所呈现的,是这场围绕权力展开并持续延续的战乱。双雪涛写下了这个社会困境,并试图寻找可能的答案。在笔者看来,“爱”也许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关键。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萧浪和心爱的女人小米不知所踪,象征着逃离混乱和乱世的多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翼之鬼》宣扬和凸显的是“真理”的局限性(所谓启蒙、自由等)与“爱”的无限命题之间深刻的辩证关系。
二
双雪涛的作品虽然不多,但要对其进行分类或风格化概括却相当困难。如果说《翼鬼》代表的是奇幻写作路线,那么双雪涛的小说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除了幻想之外,还有现代主义的荒诞和现实主义的反思,甚至还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奇怪结合。他的小说有的描写青少年成长的痛苦和隐喻kaiyun官方网站下载入口,有的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的反思个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有的反思人生的成功与失败等等。 。
短篇小说《跛子》(见《收获》2014年第4期)可与余华的《十八岁远行》相媲美。两部作品都讲述了一个男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不同的是,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十七岁(“瘸子”)。年龄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旅行的方向和结果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瘸子》可以说是《十八岁远走》的模拟重写。高考结束后,“我”决定偷偷和女友远走高飞,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放风筝,以表达对父母压力的反抗。虽然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对主角来说空灵而扑朔迷离,但与紧张的高中生活相比,无非是自由和无拘无束的象征。这与余华十八岁的主人公漫无目的的旅程不同。缺乏目的或目标,让十八岁的主人公走上了一条无路可走、无路可走的人生不归路;相比之下云开体育官网登录,《天安门放风筝》对于十七岁的主人公来说是一种精神引导,这注定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有自己的终点和起点。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我”从迷失的道路上回归,回到了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结构的固有限制。这样看来,《瘸子》其实具有鲜明的情节剧和公路片的味道。如果说《十八岁远走》是基于成长完成后社会与个人的对抗对成长的反思,是对成长主题的颠覆,那么《瘸子》则是基于成长完成前的叛逆之旅成长完成。用直线和回归来表达增长主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瘸子》之所以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因为这部小说描写了在叛逆中成长的主人公以及叛逆后的成熟。对于“80后”的书写以及“80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成长过程中的叛逆、不羁是重要的精神标志。这种倾向会随着“80后”一代的成熟而成熟。回归社会后,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瘸子》最象征性地表达了主人公回归社会后对自己青春叛逆的审视和反思。 “十七年后,我的年龄将是现在的一半,十七岁。”小说的开头其实就设定了“我”在两个时代的相遇和成熟。主人公重新审视成长中的自己。小说的叙述就是沿着这种“情感结构”展开的。就“80后”的写作而言,则是对青春叛逆的反思和忏悔。此前,代表作有苏瓷瓷的自传体散文《一个人的医院》(中国儿童医院出版社2010年版)。对于情节小说《瘸子》和散文《一个人的医院》来说,促使叛逆青年主人公“归来”或“迷途归来”的,既不是宏大的理想信念,也不是宏大的理想信念。迫在眉睫的天安门广场般的目标,是对亲情的呼唤,是对父母感情的告白。 《跛子人》小说中的“跛子”形象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他者”形象:叛逆中愤怒出走的主人公,回家时父亲却去世了。主角“我”是来自瘸子,他看到了自己,所以突然醒来,找到了回来的路。女友刘一朵之所以与主角“我”义无反顾地长途旅行,部分原因是父母离婚造成的家庭纽带缺失。这种家庭的遗憾,或者想象中的悔恨告白,已经成为双雪涛、苏茜茜等“80后”作家回归主题的典型倾向。
双雪涛的小说中,短篇小说《大路》(《上海文学》2014年第2期)也表达了成长的主题。然而,这种增长与“生活”的存在主题相关,因此特别有症状。 “还值得活下去吗?”就是小说的文学风格,让人想起余华的《活着》(又是余华!)。不同的是,余华用死亡来书写“活着”的存在感,而双雪涛则是在成长的主题下表达“活着”。小说除了不断成长的主人公“我”之外,还塑造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形象。我和她约定,三十岁之后再看看“人生是否值得过”。这实际上是悬置了对“活着”这个命题的形而上学讨论,而将其置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对于那些喜欢惹麻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有些问题的讨论或理论探索往往是徒劳的。只有生活本身才能最终回答这个问题。用小说中主人公“我”的话说,“我不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了答案”,“我只是活着,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暂停疑问(怀疑)然后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有趣)。这就是生活,也是《路》这部小说给我们最大的启发。 《安娜》是双雪涛的另一部成长题材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安娜,曾经是一名在钢琴、书法、舞蹈等方面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好学生,然而这样一个好孩子却逐渐堕落为酗酒、打架、早恋,甚至……有自杀的“困扰”。青年”。一个好男孩和一个问题青年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共存、相互转化,以及其出现的社会和家庭原因,正是这部小说想要思考和试图弄清楚的问题。小说虽然在主题和内容上略显过时,但作者和叙述者沉浸在其中的困惑和期待却是真挚感人,让人读后感叹。
三
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师父》(《西湖》2014年第8期)与阿城的《棋王》很相似,但又有不同。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翼鬼》中,雪国天书是庄子的《逍遥游》),也写了象棋高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但双雪涛的意图似乎是去反思社会生活。思考。 《师父》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我”长大了,参加了工作,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工作忙,下的棋越来越少,棋艺越来越平庸,我成了一个平庸的棋手。”多么悖论啊!和尚、父亲和“我”高超的棋艺是以沉迷棋艺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代价的——父亲因为下棋失去了工作和妻子,和尚孤独无依。因下棋而妻儿——曾经的主角“我”回归日常生活,却沦落为“平庸的棋手”。老公伤心啊!没有和好的可能!作者/叙述者在肯定父亲“大师”风范的同时,内心其实充满了叹息和深深的无奈。不难看出,在这里,双雪涛实际上预设了平凡与非凡、平庸与非凡的二元对立结构。这种对立结构也出现在双雪涛的中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文学世界》2013年第6期)中。安德烈是一个奇怪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然而,这个独特的人并没有被社会理解、认可和接受。他最终精神失常,被关进精神病院是必然的结果。小说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展现的是安德烈如何不被社会所容忍并最终一步步被毁灭的过程。
双雪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奇怪的人,包括父亲、和尚(《师父》)、安德烈、老马(《流氓》,《文学界》2013年第10期)、老贝(《冷枪》) )、《芙蓉》2014年第1期)等。他们都有着一些异于常人的奇怪或奇怪的东西,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奇怪”,所以他们大多数都是贫穷的、不守规矩的:他们是“奇怪的人”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沮丧的人们。这赋予了双雪涛的小说一种独特的硬现实的面貌。老马是一个小偷、一个无赖、一个酒鬼、一个亡命之徒。他表面上看似大大咧咧、粗鲁无礼,但实际上内心却是软弱而孤独的。老贝终日沉迷于网络游击,号称无敌玩家。在网络游戏强势形象的掩护下,他其实是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网络内外、虚拟与现实、强者与弱者、冷枪与明箭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人生困境的辩证图景。
与那些中短篇小说的一维现实主义相比,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长眠》(《西湖》2014年第8期)和《北极熊》(《芙蓉》2014年第1期) )似乎有些徘徊。复杂得多。它们既非常现实又具有象征意义,小说充满张力。 《长眠不醒》中,现实的平庸是由于叙述者“我”深陷其中,欺骗自己造成的(“我”作为财务经理,居然把这个人的钱放到了另一个人的钱包里,等等)这样的生活是踏实的、可触摸的,但却是琐碎的、令人窒息的;另一方面,我的朋友老肖在大学毕业前带着我的前女友回到了家乡,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 。当两者并列时,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精神生活的梦幻色彩与小说中虚幻的部分相呼应。小说中,精神与现实的对立,是诗人与非诗人的对立,也是“我”与老肖的对立。老萧的诗(三首)既是贯穿小说的内在线索,也是其文学才华的关键。 “让我们这样睡/成为烛芯/成为地基/让我们像这样睡/醒/永远睡”(《长眠》诗)。作者曾将小说的写作视为《创作谈创作》(《西湖》2014年第8期)中“作家看世界的方式”的体现。就这部小说而言,诗歌就是这样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诗歌是现实世界之外的精神存在。看似虚幻,其实却有着最完整的真理。于是,老肖随肉身而死(睡),成就了他永恒的“觉醒”。诗歌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在世间“苏醒”的真实性。从这一点来看,双雪涛通过这部小说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诗意的宣言。在当代小说家中,双雪涛可能是最具诗意气质的作家。但他似乎并不是一个诗人,因为他深知,没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就不可能写出伟大的诗歌。真实的诗歌创作是现实与虚拟的内在辩证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北极熊》也是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在这部小说中,“真实”与“虚拟”的对立,就是小说与现实的转化与对立。作者设置了一种小说介入现实的神话模式。这种介入,就是小说中人物命运能够直接对应或影响现实中人的方式(注:也是双雪涛小说中的“现实”)。小说与现实呈现出直接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小说家在小说中的写作影响着现实中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我”(故事的叙述者和参与者)却极力逃离现实的束缚,去北极看北极熊。但正如北极熊只是一种遥远的精神存在一样,小说家在小说中的书写也只是一种想象的方式。小说中,对应小说家角色的“老人”雇佣“我”来刺杀小说家。 “我”并不是真的想消灭他。它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现实的力量。事实上,小说家的尴尬和缺乏社会认可本身就足以让他消失。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作者没有写小说家是否被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开放式结局,包含着多种可能性,但也意味着这一切都是假的。任何逃避社会、想象世界的方式与现实的力量相比都只是一种幻想。双雪涛没有写这个结局,可见这样的犹豫和无奈。
四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普遍具有内在的张力结构,这不仅是日常与非日常的对立,而且是现实与想象、束缚与自由的对立,和有限/无限。这种对立使得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镜面结构kaiyun体育全站app下载安装,体现在叙事视角上,就是第一人称“我”视角与“他者”存在的并置。双雪涛的小说(如《我的朋友安德烈》、《冷枪》、《路》、《大师》、《长眠不醒》、《恶棍》、《安娜》、《北极熊》、《瘸子》) ”,甚至《飞鬼》)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述,但核心主角却不是“我”,而是别人。 “我”介入故事的进展,同时又表现为谨慎或冷静的观察角色。中心主人公的存在恰恰显示了作为与“我”格格不入的“他者”的意义。 “他人”的存在是“我”苏醒的前提。它既是“我”镜像欲望的投射,也是“我”应该避免成为的对象。总之,“他者”构成了“我”的欲望与恐惧的辩证法:“我”在“他者”中看到了另一个“我”,却又能有效地回避它。
但“他者”不仅仅是“他者”的存在。双雪涛并没有将“他者”的辩证意义简单化为“我”。正如《师父》中所示,主人公“我”虽然同情父亲(作为“他者”)的处境,渴望回归日常现实,但同时又批判平庸的现实。主角的内心其实很矛盾。同样,《长眠不醒》中的“我”虽然不愿意拥有老肖(作为“他者”)那样真实又虚幻的精神生活,但他对自己的处境却深感疲倦和无助。可以说,正是这种无奈、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困境,构成了双雪涛小说最坚硬的内核。他的小说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虽然很难说是作者“我”意志(或意识)的表现,但实际上却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不仅体现在叙述者“我”的思考和探索中,也体现在“他人”的反思参照中。他的小说虽然有多种面貌,有幻想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但都是作者主观意识的表现。因此,可以说,他的作品风格越多变,他的主观意识就越强大。一方面,这决定了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另一方面,这似乎也表明,在当代作家中,双雪涛可能是最具主体意识的作家之一。